論知識產權“快速禁令”在展銷會中的適用-----服務行業商標注冊
2012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條和第一百零一條增加了關于訴中和訴前行為保全的規定，將行為保全制度擴大至所有民事領域。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2月26日公布《關于審查知識產權與競爭糾紛行為保全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征求意見稿）》，2018年1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通過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查知識產權糾紛行為保全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下稱《行為保全規定》），2023年1月1日起實施。《行為保全規定》細化了行為保全的審查標準，明確了展會中發生的知識產權糾紛屬于“情況緊急”，并在緊急的例外情況下可不詢問被申請人而采取行為保全措施等。本文試分析知識產權“快速禁令”在國外展銷會中的適用，為我國展銷會中適用知識產權行為保全有關規定提供參考。
“快速禁令”的適用前提
《行為保全規定》第五條規定，“情況緊急”時，可不詢問申請人和被申請人，由人民法院裁定采取行為保全。第六條對“情況緊急”進行了解釋，列舉了5種情形，其中包括“在展銷會等時效性較強的場合”。這為在展銷會上適用“快速禁令”提供了法律依據。
當然，“快速禁令”不是我國獨有的，其來源于德國民事訴訟法第937條，該條款規定在情況緊急時，法院可不經聽證會或聽取當事人口頭辯論而采取臨時禁令。由于“快速禁令”具有便捷和快速的特點，權利人經常在展銷會中使用。在展銷會期間，對于案件本身簡單明了、爭議中的知識產權有效性不存在疑問時，只要原告有證據使法院確信格外緊急，法院可不經過庭審直接作出是否采用臨時禁令的裁判。
“快速禁令”的適用，可以解決行為保全申請審查周期長的問題，進而為參展商提供快速、有效的知識產權保護。法院可以不經原被告辯論程序、不需要事先通知被告而簽發行為保全措施。但“快速禁令”的啟動，需要申請人說明其權利正在或即將受到侵害，符合“緊急情況”的情形。由法院對申請人的請求進行謹慎審查，以決定是否適用單方程序。
“快速禁令”的審查標準
“快速禁令”的簽發除需要滿足“情況緊急”的前提要件外，還需滿足行為保全措施簽發的審查標準。美國法上的臨時禁令以“固定要件—靈活模式”為衡量思路，固定要件是指以“四要件”為裁量依據，可以結合案情考慮其他的相關因素。《行為保全規定》第七條，列舉了法院審查行為保全申請時需要考量的因素：四個固定要件和其他考量因素。此規定與美國法的規定近似，現結合美國司法實踐，解讀四要件。
一是勝訴可能性。長久以來，關于“勝訴可能性”審查標準應該從嚴還是從簡之爭，在此次《行為保全規定》中，最高人民法院給出了明確的答復。“勝訴可能性”需要申請人提交證據證明其請求是否具有事實基礎和法律依據，以及請求保護的知識產權的效力是否穩定。換言之，在判斷勝訴的可能性的程度時，不需要申請方證明案件一定可以勝訴，僅僅證明可以保持案件現狀足矣。知識產權效力的穩定性并不要求達到絕對穩定，即排除任何懷疑的高度，當前糾紛中有效性的判斷不受前案的約束。
二是難以彌補損害。通常，認定臨時禁令的申請人具有勝訴可能性時，美國多數法院會自然而然地推定出具有不可彌補的損害。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eBay案中，審理是否授予永久禁令時推翻了這一推定。這一判決結果在其他的上訴法院審理專利、商標、著作權侵權是否授予初步臨時禁令時被采用，認為存在侵權勝訴可能性并不必然會導致不可彌補的損害。隨后，在認定不可彌補的損害時，形成了多數法院采納的“反比例原則”——確定勝訴可能性與不可彌補損害之間的關系，證據能夠證明侵權存在的勝訴可能性越高，那么對難以彌補的損害的推定更順理成章，其證明要求就越低。
三是利益權衡。要考慮發出臨時禁令對被告的損害與不發出臨時禁令對原告的損害間的利益權衡。發出禁令對被告造成的損害小于不發出禁令對原告造成的損害，可簽發禁令，反之則不應當簽發。通常需要考慮清除侵權產品的花費、侵權產品的清除造成不侵權產品損毀的風險、簽發臨時禁令導致合法企業倒閉的風險、侵權行為持續發生的可能性與被指控侵權方行為是否具有合法的商業目的。
四是公共利益的考量。考慮公共利益在于禁令的簽發與否對“非當事人”利益的影響。“非當事人”必須有事實上的損害并足以能通過訴訟獲得救濟。在不同類型的知識產權案件中，公共利益的含義不盡相同。在商標案件中，公共利益指的是公眾不被欺騙或不受混淆。
行為保全措施的簽發，是對考量因素綜合考慮的結果。任何單獨因素均不具有決定性。
“快速禁令”在展銷會中的適用
在展銷會召開期間，發生知識產權侵權時，申請人申請“快速禁令”需提供證據證明知識產權的有效性。如果申請人請求保護的是未注冊商標，需證明該標識經過其使用已在消費者當中產生指示關系；已經授權的專利，應認定是穩定的權利。
在證明“情況緊急”時，申請人在侵權行為發生后是否及時向法院提出保護請求可以作為一項重要評價標準。雖然《行為保全規定》中指出，展銷會等時效性強的場合可認定為“情況緊急”，但是，國外實踐經驗均認為，侵權行為發生后，權利人懈怠或不及時向法院尋求保護，可以否定“情況緊急”性的成立。一般情況下，在德國侵權發生的6周后權利人申請臨時禁令，法院會認為不構成“情況緊急”而不予簽發臨時禁令。因此，參展商在發現侵權行為后，應及時向法院申請行為保全。
被申請人的償還能力與難以彌補的損害之間不存在對應關系。即使被申請人財資雄厚，也不能否定難以彌補損害的成立。換言之，被申請人有能力支付金錢損害賠償，并不能否定金錢損害賠償是不充分的救濟措施。而被申請人沒有能力履行金錢損害賠償，則可以說明金錢損害賠償是不充分的救濟措施。參展商作為被申請人時，其具有支付金錢賠償的能力不能否定行為保全措施的簽發。（高 陽 謝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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